叶利钦：功过待评说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突然宣布辞去俄罗斯总统职务，委托普京总理代行国家元首职责，并确定三个月内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一个对苏联剧变和俄罗斯转轨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量级人物的引退，标志着俄罗斯政治舞台一个时代——“叶利钦时代”的结束。

从“改革派”到“民主派”
——苏联解体的重要推动者

在苏联时期，叶利钦完成了从苏共高级领导干部、“改革派”代表人物到“民主派”首领的转变，并成为苏共和苏维埃联盟国家的主要“掘墓人”。
在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之前，叶利钦曾长期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州委书记、第一书记。“改革”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连升四次，1985年12月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年2月当选苏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在此期间，他努力推动改革，赢得了“果断干练”的好名声，但也招致了一些批评。
1987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是叶利钦政治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在这次全会上，他“不合时宜地”批评了苏共第二号人物利加乔夫等领导人，对改革进程缓慢表示不满，由此致祸，先后被免去了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调任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叶利钦的被解职，造成对改革寄予厚望的民众的逆反心理，叶利钦的政治态度也由此发生了转变。在思想观念上，他与苏共离得更远，并很快成为激进民主派的首领和旗帜。1988年，他辞去政府职务，竞选苏联人民代表，同苏共“保守派”展开“议会斗争”。
此后，叶利钦领导民主派开展了自下而上与苏共争夺权力的斗争，并逐渐夺得了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领导权。叶利钦逐渐认识到，依靠苏共既不能“改革”苏联社会，也不能振兴国家。在1990年的苏共二十八大上，叶利钦正式宣布退出苏共。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首任总统。
在1991年“八一九事件”中，叶利钦领导俄罗斯民主派同发动政变的“紧急状态委员会”展开斗争并取得了胜利。此后，他发布命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收缴苏共和俄共全部财产(戈尔巴乔夫随即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并亲自参与了1991年12月8日《别洛韦日协定》的签署、12月21日解散苏联的阿拉木图会晤及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议定书的签署，对苏联的解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西方式的民主与私有制
——“激进改革”的推行者

掌管俄罗斯期间，叶利钦坚定地推行着自己的“改革战略”，其目标是：政治上建立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基础的民主的公民社会，以西方式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为基础的法制国家；经济上将私有制、自由经济活动原则置于优先地位。而所有的一切政府人事变动，不过是他为实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战术”手段而已。
“改革”之初，叶利钦曾兼任政府总理，直接领导经济改革。随后，他启用“年轻的改革家”盖达尔领导政府工作(1992年7月任命盖为代总理)，其“战术”任务是加速推进私有化运动，彻底摆脱社会主义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摧毁共产党人赖以东山再起的经济基础。
激进改革部分地完成了政治方面的任务，但却未能创造出经济奇迹。“休克疗法”开始不久，国家经济便陷入全面危机。1992年12月，叶利钦解散了盖达尔政府，任命切尔诺梅尔金为政府总理。
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战术”任务具有“纠偏”性质：修复遭到破坏的经济、恢复企业活力。切氏任总理五年多，恢复了一些“旧”的经济管理方式，扶持企业的政策略见成效，企业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金融寡头通过私有化控制了国家大量财富，偷税、漏税现象十分突出，国家财政情况恶化。1997年3月，叶利钦下令对政府进行大改组，在保留切氏总理职务的同时，任命“年轻改革家”丘拜斯、涅姆佐夫为政府第一副总理，意在推行激进改革，但这一轮激进改革浪潮很快便以失败告终。温和改革政策不能令叶利钦满意，而更重要的是在叶利钦身体状况不佳、威信日益下降的同时，切尔诺梅尔金的威信和权力却与日俱增，叶利钦对他的戒心日渐加重，并最终将他解职。
1998年3月，35岁的基里延科接替切尔诺梅尔金。他的“战术”任务重点仍是解决偷税漏税问题，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然而，当年8月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叶利钦不得不再次换马。
各派均能接受的普里马科夫主政后的“战术”任务是维持社会政治稳定。普里马科夫政府明显具有左派色彩，主张结束激进经济改革，重新评价私有化进程，加强国家对国有资产控制，这些显然与叶利钦一贯支持的经济政策不合拍。政府大力整顿经济秩序、肃贪反腐，隐隐约约戳到了叶利钦周围一些人的痛处，触及了金融工业集团和金融寡头们的利益。显然，这个政府不是叶利钦“自己的”政府。当该政府完成了结束政府危机、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帮助叶利钦渡过难关的“战术”任务后，便于1999年5月被解散了。
继任的斯捷帕申政府的“战术”任务是使俄罗斯重新回到叶利钦坚持的改革轨道上来。随着杜马选举日益临近，叶利钦开始感到反对派联合、壮大的威胁，他需要一位强有力的“自己人”来担当总理职务，并使其以后接自己的班。在叶利钦看来，斯捷帕申对反对派手太软，只能临阵换将。
1999年8月，叶利钦启用普京任总理，并明确表示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下一任总统。现在看来，叶利钦当初启用基里延科和斯捷帕申，是有深远政治考虑的，这两任总理在一定程度上为普京未来成为总统“接班人”发挥了“探路”、“趟雷”的重要作用。

权力与道路
——驾驭局势的高手和未能成功的改革者

叶利钦当政以来，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不怕反对派，而且往往利用反对派的存在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他驾驭局势的能力堪称一绝。在1993年政府与议会这两大权力机关严重对立时期，叶利钦采取灵活的策略与反对派占据多数的议会周旋，利用4月25日的全民公决，取得了“民众的再次授权”，最终在1993年10月以“炮击白宫”的武力方式解散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彻底摧毁了苏维埃制度，打垮了反对派，并于同年12月通过了新宪法，确立了以总统制为核心的三权分立的政权体制，确保了总统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1996年总统选举期间，面对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俄共推举的总统候选人久加诺夫，叶利钦再次打起反共、反“倒退”的旗号，以“超党派”的民选总统、“民主制度”的捍卫者姿态出现，联合了四分五裂的民主派，在第一轮选举未能取胜之时，又把名列第三的列别德拉了过来，最终赢得了总统选举。
叶还常常利用生病住院之机窥视政局变化和各派动向，出院后立即采取果断决策，迅速夺回主动权。为了赢得1996年总统选举的胜利，他及时结束了在车臣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而1999年第二次车臣战事则又被他用来提高普京及其政府的声望。
无疑，这次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让位于总理普京，更是“高明”的一招。这种类似“钦定继承人”的做法，尽管还带有苏共选拔接班人的印迹，有悖“公平竞争”的民主原则，但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其他总统候选人几乎丧失了取胜的机会，同时也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
叶利钦控制局势的能力表明他无愧于一个“高明的政治家”，然而他所选择的“改革”道路、“改革”战略却未能将俄罗斯带出困境，“民主政治”也远未实现。
不成功的“改革”使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饱受艰辛，人们对国家前途深感迷惘，对改革政策非议颇多。这影响了叶利钦的威信，也使各种反对派拥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社会基础。
叶利钦在总揽国家大权、娴熟运用手中权力自如应付复杂局面的同时，越来越显示出“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的特点，并因此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更为严重的是，叶利钦周围的人和一些金融寡头，在私有化过程中巧取豪夺、大肆侵吞国家财产，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社会不满情绪不断蔓延。1999年下半年西方媒体相继揭露出与俄罗斯执政当局及叶利钦的亲属有牵连的“洗钱案”，使当局大失脸面。
不言而喻，在今天的俄罗斯，人民享有从未有过的“民主”和“自由”。然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扩大民主权利、提高社会自由度固然是好事，但只有当民主能够有助于改善生活、加强秩序和法制的时候才有意义。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所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政治斗争持续不断、国家政权软弱无能、犯罪嚣张、官员腐化、政治家不负责任。所有这些，不能不使人们对俄罗斯的“民主改革”产生种种怀疑。
显然，“叶利钦时代”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只能留待叶利钦的继任者来解决了。

从“倒向西方”到“恢复大国地位”
——俄罗斯利益与统一的维护者

相对于对内政策来说，叶利钦时代在对外政策方面所受到的批评较少，其错误主要发生在俄罗斯独立之初。当时激进自由派奉行的亲西方的“一边倒”政策，不仅未能维护国家利益，反而使西方有恃无恐，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1994年上半年，以“恢复大国地位，确保势力范围”为总目标的外交政策总体构想形成，俄罗斯开始抛弃对西方的“浪漫幻想”，真正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其基本点在于，为摆脱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和推动经济改革创造尽可能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奉行东西方平衡的全方位外交，在对西方关系方面坚持维护国家利益，但尽可能地避免对抗；努力推动建立多极世界，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
1999年科索沃战争以后，在叶利钦的领导下，俄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政策开始了较大幅度的调整。俄罗斯强调单极与多极的矛盾是影响国际安全形势的两大对立趋势，把美国和北约视为对俄罗斯的主要军事威胁，把外部势力支持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视为现实的威胁。俄对形势的判断更趋严峻，认为爆发大战的危险性增大，由此强调运用军事手段，特别是核遏制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重要性。
在外交活动中，俄罗斯始终把阻止北约东扩作为重点，并为此努力加强同独联体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针对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俄罗斯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在事关国家主权的车臣问题上表现出了坚定性。
俄罗斯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之时，其社会政治制度已发生巨大变化。然而，中俄两国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并不妨碍发展两国正常友好的国家关系。在“叶利钦时代”，中俄关系连上三个台阶：从1992年的“互视为友好国家”，上升到1994年的“建设性的伙伴关系”，随后又上升到1996年的“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此，叶利钦的积极作用是十分突出的。特别是“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提法就是叶利钦本人在1996年4月访华期间提出的，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赞赏和积极响应。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体现在建立元首会晤、总理会晤及各种委员会机制、开通了两国最高领导人电话热线及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等方面，而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两国本着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理解和支持对方为处理各自的国内问题所采取的措施；表现为两国在国际舞台上加强协商、合作。近年来，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特别是在科索沃危机、抵制美国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企图方面、在缓和朝鲜半岛局势等方面，叶利钦十分重视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协作。他为推动中俄关系所作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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